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第五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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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学院治理要让老师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

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第五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

（2022年10月12日）

各位老师：

大家好！

今天学院组织召开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教代会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院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代会应当监督权力的使用。我越来越感受到，作为学院文化的组成部分，关于权力的理解和使用，是建设学院整体文化的基础。在此，我想与各位老师分享今天讲话的第二部分——我对权力的理解和感悟。

2015年3月28日，我曾代表新一届学院行政班子，提出三条自律规范：一是不留恋位置，不固化行政班子；二是不与学院老师争课题、争荣誉；三是不要叫我“院长”，请以“老师”相称。近8年过去了，这三条自律规范到底践行得如何，不能靠我言说，只能由大家默默评价。

我深切地感受到，权力有时任性，会让人无奈、无助。自记事起，我就知道家人在生产队遭遇的种种不公、受气和嘲讽，我能刻骨地感受到家里大人们的不安、挫折和疏离感。在工作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需要深入乡村，以普通大学老师的身份开展调研。我从不通过任何关系获得任何接待安排，但也确实需要地方能够接受我们的真诚访谈。2021年我在某省的一个镇调研，住在镇政府对面的旅馆，每天都能从窗户看到对面的镇政府。但等了三天，我也没能访谈到该镇的书记。当然，接受调研访谈，不能说是他们的义务，他们也有权利拒绝研究者的访谈。但作为公共部门，若不接受任何社会科学的调研，那似乎也是说不通的。

我深刻地感受到，权力有作用力，会让人失真、失语。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权力的强制，而是因为权力的影响。我们不能无视，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权力或利益面前，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地习惯了一套与时俯仰、精致圆顺的话语套路，变得主动或者不得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乍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仔细想想，有些时候有些人所说的，总感觉不那么真实，总感觉不像是属于其自己的话。当然更有些时候，人们在权力面前干脆保持沉默，“集体失语”。但大学需要的，恰恰不是左右逢源的“话术”，而是坚持不懈地“求真”，需要整体的思想谱系和正当的价值观。

我深深地感受到，权力有吸引力，会让人迷恋、上瘾。的确，1984年我报考农业大学，就是想着毕业后可以回到老家，至少在乡镇谋个一官半职，从而不再让家里受人欺负，因为当时分配到县乡工作的，很多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我观察到，多年前，有一位母亲是地方领导的大学生返乡，自下火车开始，就有各种安排，从食宿到出行，无微不至，其中还有各种赞许和捧场。那时我的第一感受不是排斥，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对这样的安排上瘾，都会迷恋上那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还有一次，某非常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席间兴奋地言说其到地方调研，地方领导亲自接待，其一腔一势无不流露出对这种优越感的无比陶醉。

正是因为我理解权力可以让人产生无助、不安和疏离感，因此我希望人文与发展学院应该充分“人文”，而人文，就是重视人的文化，就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代词，而是指学院里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我发自内心地希望社会里的每一位普通人，当然包括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够得到尊重。

我希望学院管理团队能够仔细感受老师的感受，努力完善学院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努力让老师对自己学院有“温暖如家”的感觉。在学院建设中，洗手间装热水、母婴室建设、东西区公共办公室建设、共享雨伞、10个文体小组建设、“闪动”志愿服务工作等，并不是学院管理者的高瞻远瞩，更不是对外展示的形象工程，只不过是我们感受到了老师的感受而已。例如，学院有151名女老师，她们冬天洗手需要热水，这是每个人都知道、也可以感受到的。

这些年来，我虽然未能做到与学院每位老师保持频繁交流，但只要听到或看到有可以改进或改变的地方，我都会立即去做。我曾在与一位副院长深入交流时提到，只要听到任何老师关于学院集体工作的任何反映，首先想的应该是我们管理团队如何改进、如何改变，而不是先了解反映的情况是否存在。道理很简单，“爱之深、责之切”，这是因为老师在关心学院集体。

正是因为我清楚权力可以让人变得浮华、不纯粹和不真实，因此我非常渴望与老师的说话、交流和交往是岗位无涉和权力无涉的，我不希望院长的位置和权力制造出特殊话语、特殊对待、特殊利益，那不是真心的，不是真诚的，不是内心认可的。我发自内心地希望社会里的每一位普通人，当然包括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够拥有自由。

我坚信，象牙塔应该是纯粹的，方块字应该是神圣的，学院和学术应该是圣洁而不带官气的。因此，我在自己所有著作的“作者简介”中，从来不会提及自己的行政职务。我希望我和同事之间保持真实，进行平等、直接、自由的交流，我希望这样不受束缚的真心表达和自由沟通最终可以形成默默的集体认同。我十分不希望权力的行使或处处高悬的条条框框，让老师“貌恭而不心服”。

在此过程中，我也被误解或误读过。多年前，我问一位老师是否愿意代表学院参加某个会议，得到的回复是，“你想让我去就直接说得了，还非要我自己说出愿意”。其实我是真心征求其意愿，无论愿意或不愿意，我都会理解、接受。我不想做事勉强，因为我很明白，“强扭的瓜不甜”。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直接而纯粹地安排工作和人员，目的就是为了把事情做了，把事情做好。但一些工作安排或被误读为我的各种谋略或不同层级的关系圈。这实在没有可能，因为我内心很排斥“小圈子”或“小江湖”做派。

正是因为我明白权力可以让人产生迷恋、陶醉和优越感，因此担任院长更要保持清醒，作为院长，我并不代表真理，在全院223名老师中，我只是1/223。我发自内心地希望社会里的每一位普通人，当然包括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够享受平等。

其实，在社会现实里，很多人自出生就已经印上了不平等的烙印。有人出生在繁华都市，有人出生在偏远村庄；有人出生时家财万贯，有人出生时家徒四壁；有人的父母官居要职，有人的父母是普通百姓。但我始终认为，在社会意识里，我们应该向往和追求平等，而不是强化不平等。

多年来，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每个细节方面都在努力避免可能强化不平等意识的形式，以及可能制造权力气场的话语。学院几乎所有的会议，一般不设主席台，也不会有学院领导的固定位置；学院内部的学术会议也都直奔主题，一般不设学院领导讲话。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发展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前身的一部分），我们就已正式发文，在院内取消当时非常普遍的“临时工”叫法。在我看来，学院工作重在具体做，不在如何说。因此在学院里，院领导的讲话从未被说成是“重要讲话”，更不会被说成是“指示”，否则，会太令人难为情。在学院内部工作中，我没有使用过“落实”和“追责”等话语。在我看来，我是在与各位老师一道制定计划，一起开展行动，不存在“我讲话、你落实”的逻辑。在学科学位点建设工作中，我们使用的不是“点长”一词，而是学科学位点的“挂念人”。我期待全院老师都能用真心真情投入工作，此时若偶有“闪失”，院长承担责任即可，不存在向老师“追责”的道理（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任何人违反纪律的责任）。

各位老师，以上这些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担任近8年学院院长对权力的理解和感悟。我原以为已经理解得很深刻了，但直到今年9月2日系主任工作会议上，我感觉自己才真正顿悟。会上听说，一位家住很远的老师曾一大早开车到学校，但须等到规定的时间管理员才给开门；一位老师参加欧洲线上学术会议，因为时差需要晚上在办公室，但管理员会挨个敲门提醒离开；可能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顿时认识到，一个学院并非只有院长或其他院领导有权力，其实权力无处不在。行政系统的每一个人，直到楼宇的管理人员，都有权力。而我们一直提倡学院管理的核心是服务，是为老师创造方便的条件和温暖的环境。那如何才能实现这些呢？我顿时省悟——学院治理的最高境界其实是让老师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也就是说，为了老师的学院治理，应该通过权力的行使，让老师看不到、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而不是让大家感觉到处处都是权力。这正是国家要求的“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国家最大的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学院治理中的具体体现。

各位老师，我在第一部分讲述了学院的精神品质、理念理路和目标定位，这些是学院的文化呈现；在第二部分讲述了权力认识、权力行使和权力感受，这些是学院的文化基础。我认为，权力的行使与学院领导或管理团队的格局和风格密不可分。在我看来，学院领导是重要的，也是不重要的。我说学院领导重要，是因为学院领导可以将自己变得不重要，从而让老师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这样的领导对学院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我说学院领导不重要，是因为学院领导可以将自己变得重要，从而让老师感觉到权力无处不在，这样的领导对学院发展来说，并不重要。

各位老师，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来说，制度固然十分重要；而对于学院治理来说，尤其是为了知识的创新、科学的突破、思想的形成，文化尤为重要。我希望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思想品质、精神格局、价值关怀等文化内核能够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我相信未来的人文与发展学院一定会更加温馨自由、生机勃发、志趣高洁！

谢谢大家！